中国癌症负担持续加重：每年超515万新发病例，早筛和预防为何必须前移？

癌症，已经成为中国居民健康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。2026年6月，《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》发表综述文章，系统梳理了中国癌症负担、流行趋势和防控挑战。数据显示，中国人口约占全球17%，但承担了约25%的全球癌症负担。2024年，中国估计新发恶性肿瘤病例达515.06万例，癌症死亡病例达258.22万例。换句话说，每年都有数百万家庭因癌症承受疾病、经济和心理多重压力。

这组数字并不是为了制造焦虑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：癌症防控已经不能只停留在“确诊后治疗”，而必须把防线进一步前移到预防、筛查和早诊早治。

一、2024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肺癌仍局首位

2024年，我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约515.06万例，其中男性267.20万例，女性247.86万例。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207.7/10万。

从癌种顺位看，新发病例数前10位分别为：肺癌、甲状腺癌、结直肠癌、女性乳腺癌、肝癌、胃癌、食管癌、前列腺癌、宫颈癌和胰腺癌。

其中，肺癌仍然是我国发病人数最多的癌种。2024年，我国肺癌新发病例约117.59万例，占全部新发癌症的22.8%。与此同时，甲状腺癌上升至新发病例第二位，达到57.38万例，占全部新发癌症的11.1%。

这一变化也反映出我国癌症谱正在快速转变：一方面，肺癌、结直肠癌、乳腺癌、前列腺癌等在高收入国家常见的癌种持续增加；另一方面，食管癌、胃癌、肝癌等传统高发癌种的发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。

从性别差异看，男性最常见的前5位癌症为肺癌、结直肠癌、肝癌、胃癌和前列腺癌；女性最常见的前5位癌症为肺癌、甲状腺癌、乳腺癌、结直肠癌和宫颈癌。

这提示，癌症防控不能只采用“一刀切”策略。男性需要重点关注肺癌、消化道肿瘤、肝癌和前列腺癌风险；女性则需要同时关注肺癌、乳腺癌、宫颈癌、甲状腺癌和结直肠癌。

二、2024年中国癌症死亡情况  肺癌、肝癌、直结肠癌负担突出

2024年，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病例约258.22万例，其中男性164.05万例，女性94.17万例。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90.9/10万。

从死亡顺位看，前10位癌症死亡原因分别为：

肺癌、肝癌、结直肠癌、胃癌、食管癌、胰腺癌、女性乳腺癌、脑肿瘤、前列腺癌和白血病。

肺癌仍然是我国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。2024年，我国肺癌死亡病例约74.33万例，占全部癌症死亡的28.8%。肝癌死亡病例约30.38万例，结直肠癌死亡病例约25.57万例，胃癌死亡病例约24.87万例。

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，我国癌症死亡负担主要集中在肺癌和消化系统肿瘤。尤其是肝癌、胃癌、食管癌、胰腺癌等癌种，往往早期症状不明显，确诊时部分患者已经处于中晚期，治疗难度较高。

不过，也有积极变化。过去几十年，我国全癌种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已经从上升转为下降。2000—2019年间，我国癌症总体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平均每年下降约1.4%。食管癌、胃癌和肝癌等传统高发癌种的死亡率也在持续下降。

这说明，癌症并非完全无法控制。公共卫生干预、疫苗接种、感染控制、筛查推广、治疗进步和医保覆盖，都能改变癌症结局。

三、中国癌症负担为何如此重？

中国癌症新发和死亡人数位居全球前列，首先与庞大人口基数有关。我国人口约14亿，即便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低于部分高收入国家，绝对病例数仍然非常高。

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人口老龄化。癌症风险通常随年龄增长而上升。文章指出，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，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约3.23亿，占总人口约23%。随着老龄化持续加深，癌症病例数仍可能进一步增加。根据预测，如果仅考虑人口变化，到205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可能达到730万例；若结合近年来发病率变化趋势，实际新发病例可能达到800万至1000万例。

第三是生活方式和环境风险因素。吸烟、二手烟暴露、饮酒、肥胖、运动不足、不健康饮食、代谢异常、空气污染以及部分感染因素，都与多种癌症发生相关。文章提到，2014年中国约45.2%的癌症死亡可归因于可改变风险因素。

第四是筛查和早诊仍有不足。虽然我国癌症诊疗能力不断提升，但不少癌种确诊时仍然偏晚。以2016—2017年医院登记数据为例，结直肠癌、肺癌、肝癌、食管癌、胃癌和女性乳腺癌中，Ⅰ期诊断比例仍然有限，分别约为15.2%、17.3%、17.5%、18.7%、21.2%和27.6%。这意味着，很多本有机会更早发现的癌症，仍然没有在最佳窗口期被识别。

四、生存率在提升但城乡差异仍明显

癌症治疗并不是没有进步。我国癌症5年相对生存率已经从2003—2005年的30.9%，提高到2019—2021年的43.7%。这一变化反映出早诊能力、治疗技术、药物可及性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整体改善。

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总体癌症生存率仍有差距。例如，美国2015—2021年癌症总体5年相对生存率约为70%，明显高于中国2019—2021年的43.7%。在乳腺癌、结直肠癌、前列腺癌、淋巴瘤、白血病等癌种中，这种差距尤为明显。

这背后有多重原因：早期诊断比例不足、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、规范化治疗可及性差异、患者健康意识不足，以及部分癌种筛查覆盖率不够。因此，提高生存率的关键，不只是“有好药”，还包括更早发现、更早诊断、更规范治疗。

五、早筛为什么越来越重要？

癌症治疗越晚，难度越高，费用越高，对身体和家庭的影响也越重。相反，如果能在癌前病变或早期癌症阶段发现，治疗选择往往更多，创伤更小，长期生存机会也更高。

目前，我国已经建立了多项国家级和地方癌症筛查项目，覆盖宫颈癌、乳腺癌、肺癌、结直肠癌、食管癌、胃癌、肝癌和鼻咽癌等癌种。

比较成熟、证据更充分的筛查方式包括：

• 宫颈癌筛查：HPV检测、宫颈细胞学检查等；

• 乳腺癌筛查：乳腺超声、乳腺X线摄影，结合年龄和风险评估；

• 肺癌筛查：针对高危人群的低剂量螺旋CT；

• 结直肠癌筛查：粪便免疫化学检测、肠镜检查等；

• 肝癌筛查：针对乙肝、肝硬化等高危人群的甲胎蛋白联合肝脏超声；

• 胃癌、食管癌筛查：针对高风险地区或高危人群的内镜检查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早筛不是越多越好，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同一种筛查方案。真正有效的早筛，应该基于年龄、家族史、生活方式、既往疾病、感染状态和所在地区风险进行个体化选择。

六、“多维度筛查”可风险管理，但不能神化

面对癌症负担加重，越来越多机构开始提出更系统的癌症风险评估方案，例如从基因、细胞、蛋白质、免疫功能和影像等多个层面综合评估风险。

这种思路有一定合理性。因为癌症的发生并不是单一指标变化，而是基因改变、细胞异常、蛋白表达变化、免疫逃逸和组织结构改变等多阶段过程共同推动的结果。

例如：

• 基因层面，可通过ctDNA等液体活检技术捕捉血液中的肿瘤相关遗传信息；

• 细胞层面，可通过循环肿瘤细胞检测了解是否存在异常细胞释放入血；

• 蛋白质层面，可通过肿瘤标志物辅助判断部分肿瘤风险；

• 免疫层面，可评估免疫系统状态，为健康管理提供参考；

• 影像层面，可通过低剂量CT、MRI、超声、内镜等方式发现可见病灶。

但必须客观看待：这些技术不能简单等同于“提前3—5年发现所有癌症”，也不能替代已有指南推荐的标准筛查。ctDNA(circulating tumor DNA)、CTC(circulating tumor cell)、肿瘤标志物等检测在不同癌种、不同阶段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差异较大，存在假阳性、假阴性和过度检查的可能。

因此，更科学的做法是：把多维度检测作为高风险人群健康管理的补充工具，而不是把它包装成“万能筛癌”。真正可靠的癌症筛查，必须建立在循证医学证据、医生评估和规范随访基础上。

七、普通人应该如何把癌症防线前移？

面对癌症负担上升，最重要的不是恐慌，而是建立可执行的预防和筛查策略。

第一，控制明确风险因素。戒烟、避免二手烟、限制饮酒、控制体重、规律运动、减少久坐、改善饮食结构，是最基础也最有效的癌症预防措施。

第二，重视感染相关癌症预防。乙肝疫苗、HPV疫苗、幽门螺杆菌检测和规范治疗，都与肝癌、宫颈癌、胃癌等癌种防控密切相关。

第三，根据个人风险选择筛查。家族中有癌症患者、长期吸烟、乙肝或肝硬化、幽门螺杆菌感染、长期胃肠道症状、肥胖或糖尿病、长期接触职业致癌物的人群，更应主动咨询医生，制定个体化筛查计划。

第四，筛查后必须规范随访。筛查的价值不只在于“做一次检查”，而在于发现异常后能否及时复查、确诊和处理。没有随访的筛查，意义会大打折扣。

小结

2024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超过515万例，死亡病例超过258万例。肺癌仍是发病和死亡负担最重的癌种，结直肠癌、乳腺癌、甲状腺癌、前列腺癌等癌种也在改变我国癌症谱。与此同时，胃癌、食管癌、肝癌等传统高发癌种虽有下降趋势，但死亡负担仍然沉重。

这些数据提示我们，癌症防控不能只依赖治疗端发力。真正有效的策略，是把防线前移：减少危险因素、提高疫苗和感染控制覆盖率、推动规范筛查、提升早诊比例，并让不同地区、不同人群都能获得可及的高质量医疗服务。

癌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疾病，也不应等到症状明显才开始重视。越早识别风险，越早规范干预，就越有机会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转载请联系授权，或注明来源。

Leave a reply